听障人为何会感到融入社会难 — 台湾学者深度剖析分离感

听障在社会中产生的分离感

一、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些话题？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本人就是听障者，事发在小学二年级。在这之前我的听力正常，与大家相处都很自然，但是，当我失去听力后，一切都变的那么不自然。例如，与大家相处的时候无法做实时回应。人家也会说：“你听不到，不可以开玩笑，要乖一点。”甚至会说：“听不到都不合群。”朋友的父母也会警告他们的小孩：“不要跟我来往，因为他与我们不同。”

主流环境有一个普遍标准视角，因此，听力的障碍就会产生沟通问题，这个问题让我在人群、教育、家庭、就业，及社会上面临歧视、误解，及隔离等现象。但是，我在另一个文化中，却不会产生问题，这个文化是聋人(Deaf)文化，关于这个文化接下来会讨论。这个文化让我原本在主流文化中产生与社会分离中找回归宿。但是，听障者脱离这个结构回到主流结构中，又产生分离，不仅是听障者与听人，听障者与听障者也因为不同的认同而产生分离。

由于我本身是听障，同时也经验到不同听障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开启我讨论这些话题。

二、听障的人口有多少？谁会变成听障?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统计(2015)2014年台湾听障人口高达122,988人，与1992年的7,476人相比，近二十年来成长了十倍多，请见图一。其中65岁以上就高达80,983人，占所有人数65.85%，而0-2岁仅317人，占0.26%，请见图二。

图一 听障者历年人口趋势

资料来源：台湾卫生福利统计处(2015)：笔者自行整理

图二 2014年听障年龄分层人口

资料来源：台湾卫生福利统计处(2015)：笔者自行整理

这个数字显示了人口高龄化老年衰退所导致的听力退化问题，这可以推翻单纯以遗传因素造成听力问题。除了高龄化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科技电子用品的普及。例如，林褘庭(2009)新闻报导指出现在的年轻人，经常MP3不离耳、看球加油时喇叭声此起彼落听演唱会喜欢坐在音响旁边、重金属音乐更是震天价响。第二个则是工业化的结果。例如，处于巨大引擎声的环境工作导致听力受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耳鼻喉科住院医师王圣琮表示，最常见的听力退化是老年衰退造成听力变弱；而最容易造成听力障碍的耳疾，则是中耳炎。

或许我们会认为遗传最可能导致听障，所以避开这种基因就不会发生，但从上面人口与时代变迁来看，已经不单单能从基因解释，人口老化与时代变迁的社会环境也会造成听障，那么任何人都可能会因为老化或处于巨大声响而变成听障。

三、怎么定义听障？

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定义，将分别讨论三个角度讨论，第一为医学上的界定；第二是文化上的界定；第三则是特殊听障的界定。

医疗上的界定，是透过听力检查。听力检查常见有两种：第一为纯音听力检查法(pure-tone audiometry)，指依不同频率(Hz)呈现各种声音的强度(dB)。通常听力检查师测量声音的强度介于0-110dB。正常听力者所能听到最小声音的强度为0dB。测定音频的范围多在125Hz(低音)到8000Hz(高音)之间，低于125Hz或高于8000Hz之音不测，因为大多数语音周波范围约在80-8000Hz，人的耳朵所能听到的范围约介于500到2000Hz(林宝贵，2008：24)，常见听力请见图三。第二则是听力检查法(speech audiometry)，主要是以听到的语言的程度来界定。纯音听力检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受试者的听力损失程度，但是，听觉灵敏未必与个案对实际会话或语音的听觉效能一致，因此，为了解听觉障碍者对语音的听觉感受能力，可实施语音听力检查(speech audiometry)。测试结果可了解受试者感受语音所需的最大音量、及对各语音、语句的感受难易(王文科，1995：320-321)。

图三 常见听力图

资料来源：台湾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网站

在医疗上的界定就变成一种制度上的听障，在台湾，民国80年内政部修订之「残障福利法残障等级」界定听觉机能障碍之定义为，指由各种原因导致听觉机能永久性缺损而言，其鉴定标准分为下列三类(内政部，1990：取自林宝贵，2008：3)：分别(一)轻度听障：优耳听力损失在55至69(dB)；(二)中度听障：优耳听力损失在70至89(dB)；(三)重度听障：优耳听力损失在90dB以上者（此分类与中国大陆不同）。一旦成为医疗上的听障界定，就会有以下几种补救方式：(一)通过早期检查，有些人通过早期检查，约有70%之听觉障碍可获得医学上的治疗；(二)取得障碍手册，手册可以告知人们，因为听力有问题，在某些时候可以获得保障或者免于责任。

在文化上的界定，是采用美国的Deaf(聋人)英文开头大写「D」，小写deaf则是前述的医疗界定。Deaf(D)指的是以聋人为一族群分享手语语言和文化定义。听障学者林伶旭指出，一个deaf不一定认同Deaf族群文化的人，但Deaf的成员则认同本身的文化(2004：2)。学者赵任民指出，关于大写「D」聋人的定义，是指耳聋的族群拥有手语语言与自己独特文化，不受常人管理，聋人应该有自尊心，应该用「聋人(D)」一词(2010：15)。在2013年身心障碍游行上街争取权利，以「信息与文化平权」为主题，其中就要求拒绝媒体使用喑哑等各种歧视字眼，要求以「听障者」与「聋人D」二词为正名，请见图四。

图四 2013年身障游行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拍摄

最后是特殊听障的界定，这种界定是一种认同，学者张稚鑫依据国外的理论发展出一个认同倾向，指出台湾听障的大学生身分认同，将手语能力(横轴)与口语能力(纵轴)两个角度来作分析架构，发展四种可能的认同状态，分别为以听人为主的认同；双语、双文化认同；以聋为主的认同；及边缘人的认同(2004：100-101)，请见图五。此外，我在听障的社会中实际发现还包括了各种认同，在称呼听障者的名词还有手语者、听障人士、听友、失聪者、听损孩子、听损者、人工耳蜗使用者、静听者，及听障伴随其他障碍者等。

图五 听障者/聋的认知图

资料来源：张稚鑫(2004：101)

四、听障在社会上发生了什么？

如一开始提到我自己在人群、教育、家庭、就业，及社会上面临歧视、误解，及隔离等现象，及文化认同上的问题。但很遗憾的是，这种负面因素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都避而不谈，或者认为这是社会上理所当然的事情，说了也没有用，就只能努力适应主流的环境，若没办法适应要么是被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要么就是被排除。

就语言问题而言，因为后来我突然失去听力，因此无法以听来达到沟通，后来到D文化教育系统中学习到手语。英国精神医学医师Hindley指出有学者作贯时性研究发现，在1970年代在英国出生并接受口语教育的听障儿童，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大多改用手语沟通(Hindley,2002；取自邢敏华、顾玉山，2005：44)。

但这个语言并不是主流环境上的普遍语言，因此在人群中会产生分离感，Punch, Hyde与Power就曾经指出，听障者在工作中最容易出现问题是社交聚会、专业发展活动会议中(2007：514)，因此有被孤立和孤独感。

由于听力造成语言上的问题，因此在接受教育时就会产生困难，如果无法适应主流教育，就必须转到专收听障的启聪学校，来到这个学校就与主流人群隔离，若是离家很远就必须住宿。但这样的教育系统在台湾仅只大学前阶段，并没有这样的大学系统，在全球上，也仅只美国的高立德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

就家庭而言，也会因为语言或者教育系统而产生隔阂。例如，传统上，住宿型学校的孩童只有在夏日和假日才回家，基本上是因为距离因素、交通问题以及花费。因此，他们跟家人相处时间不多，以致无法维持亲密的关系，父母也没有充分时间学习手语来跟他们的失聪小孩沟通(Anderew, Leigh & Weiner；陈小娟、邢敏华译，2009：151-152)。

在就业上，由于听力造成与人沟通障碍，往往被排除在就业市场外。余珮莹与马财专研究听障者就业困境，发现听障者因为社会排除效应的影响，使得在劳动市场中雇主刻板印象的产生，造成听障者进入劳动市场的阻碍(2013：74)。

在社会上，由于上述种种弱势位置与排除效应，因此有些人可能寻求D文化作为归宿。例如，聋人学者赵建民就指出，「听障人曾透过唇语及助听器，试图进入听人的世界，但这终究是极困难的事。回归主流的听障者认为能说话，就提高他在社会的地位，以为自己是听人，反而被听常人认为聋人。…回归主流的听障者较寂寞，因为无法和一般人流畅及社交，但是毕业后常参加聋人社团活动，内心则会有种归属感」(2011：33)。

五、研究上是怎么看待听障？

就障碍研究的观点，常被讨论的主要模式有三个，分别为：第一为医疗模式；第二是社会模式；第三则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医疗模式，过去这个观点是主流社会标准，是以身体结构的生理与生物基础为主，在此概念下，疾病与身心障碍的关系是「身体健康系统→病理→出现病征」，身心障碍被定位为身体系统产生病变，且有具体可诊断的病征，身心障碍者被视为病人，也就是说身心障碍本身是以病人的角色接受各种治疗与复健(廖福特，2007：173)。

社会模式定义残障的障碍不是从个人的问题出发，而是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缺乏认识所造成的（Smeltzer, 2007：193)。例如，在聋人文化环境中，聋人透过手语来沟通，手语是视觉语言，因此，在这个环境中沟通就没有听力障碍，反之，一个不会手语的听人进来，这位听人就成为障碍者。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定义则是试图从身体、情绪，及环境的层次因素综合起来(Smeltzer, 2007：193)。在这个论点中，是接纳医疗模式与社会模式，因为在医疗模式的观点仅强调身体的问题，而忽略社会层面因素。同样的，社会模式过于强调环境因素，而忽略身体层面问题的治疗。例如，聋人文化会排斥人工耳蜗，认为这样会破坏聋人文化。

六、怎么改变问题？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

在台湾有一间听障协会专为听障设立的职业培训与就业场所，名为「蒙恩听障烘焙坊」，这个组织最初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听障在社会产生分离。创办人是一位基督教徒，于1999年921大地震时，因为教会派人去台中东势，在访问灾民的时候，发现听障者也是受灾户，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因为沟通有问题。政府的帮助方法、政策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人解释给受灾的听障者听，特别是老人，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学校，字都看不懂，也不会使用手语，就像泰山一样没有语言，发现没地方转介，于是创立协会，后来再创立就业场所。

同样的，国外也有相似的案例，菲律宾有一间名为Garden Café小吃餐厅，于1984年创立，创办人是ㄧ位美国人，到菲律宾服务，之所以会创立，主要是发现听障儿童在教堂的院子乞讨，他们没有语言，他们的邻居也都害怕他们，及虐待甚至隔离他们。了解到听障小孩被遗弃与歧视，及视为弱智，无法接受教育，政府也不重视。后来想出一个计划，使当地的听障小孩可以接受教育，游说政府，以及找寻资金，并开始开设特殊教育班，并训练高年级的学生职业技能。

Garden Café小吃餐厅在创立前是同样发现听障在社会产生分离，于是找寻特殊的教育方式改变他们，再来是创立一个新的就业系统，让听障与听人可以没有障碍的互动，这样的系统如同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但若无社会模式为基础，则难以形成，因为一开始是透过特殊教育方式发展。

由于不是所有听障都会使用手语与认同这一语言，因此，必须发展至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建造一个普同性。前面我们也看到，在人口高龄化的结果，老化导致听力损失的人口占所有听障人数高达65.85%的65岁以上年龄层。这些老年发生的人，可能会是我们自己、家人、亲戚，及朋友，为了在发生时不致于被社会分离，实时改变环境是非常重要。

七、结论

在社会变迁下，因为不同环境噪音因素导致听力损失，因此，任何人都可能发生，但老化退化导致人口特别严重。在定义听障时，也因为不同角度而有不同的诠释，其中主流医疗界定与聋人(D)文化界定是最常见的，然而，会因为不同认同而产生更多的特殊定义。听障不论在人群、教育、家庭、就业，及社会都会面临问题，其中三种理论视角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分别是医疗模式、社会模式，及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实践上，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创造一个普同性环境可能是最佳的方式，但必须有社会模式做为基础。为了避免老化听力衰退的人因为没有普同性环境导致分离，因此，适时认识听障有其必要。

参考文献

Smeltzer, S.C. 2007.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 Call to Action Too Important for Mursing to Ignore”. Nurs Outlook, Jul-Aug; 55(4): pp.189-195.

王文科，1995，《特殊教育导论》，心理出版。

邢敏华、顾玉山，2005，〈听常父母和听障子女对语言沟通和亲子教养的看法〉，《南大学报》，第39卷第2期教育类，页43-63。

余珮莹、马财专，2013，〈台中市听觉机能障碍者就业困境之研究〉，《社会分析》，第7期，73-120。

林伶旭，2004，《无声的吶喊－台湾聋人文化的形构与危机》，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硕士论文。

林禕庭，2009，关心听力 保护耳朵，人间福报：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46124 引用日期：2015/5/10。

林宝贵，2008，《听觉障碍教育与复健》，五南。

张稚鑫，2004，《徘徊在「听」与「聋」之间：回归主流教育中听障大学生的身分认同》，国立台北大学，硕士论文。

赵任民，2010，《生命的无声吶喊：听觉障碍者社会福利服务供需之探讨》，元智大学，社会暨政策科学学系，硕士论文。

赵建民，2011，《手语语言学概论》，台北市。

廖福特，2007，〈从「医疗」、「福利」到「权利」—身心障碍者权利保障之新发展〉，《中研院法学期刊》，第2期，2008年3月。

长庚医院耳鼻喉科：http://www.ear.com.tw/CGMH-WEB/earinfo-map.htm 引用日期：2014/10/19。

卫生福利统计处：http://www.mohw.gov.tw/cht/dos/ 引用日期：2015/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