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万人才有1名听力从业人员，中国听力学发展急需社会关注

极度匮乏的听力学家

然而，尽管听力损失人群如此庞大，中国却正处于极度缺乏能提供高质量听力服务的专业人员的阶段：约1万名具有不同水平的听力健康从业者为13.7亿人提供着服务(1∶137000)，中国听力学从业人员比较之于美国(1∶9000)正处于“极度匮乏”状态。

失去声音的世界

这只是中国儿童听力损失现状的一个小小碎片——事实上，全国范围内，每年因遗传、耳部疾病、感染和药物，以及未被发现而贻误治疗时机等因素引发的儿童听力损伤数字正在攀升。

社会关注才能促进行业发展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听力障碍者中0～6岁有13.7万，每年至少新生2万左右听力障碍儿童；而随着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新生儿数量增加，听障儿童数量也随之增加。

儿童听力损伤不仅仅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如果听障孩子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及时康复，不但影响其语言发展，对其认知能力、社会技能、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等也会产生影响。

听力康复，任重道远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为1‰至2‰，随着年龄增长，永久性听力障碍可持续增加，5岁前听力障碍发病率上升到2.7‰，青春期则高达3.5‰。儿童期是言语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如果听力障碍没有被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轻者可导致言语发育落后及行为问题；重者会导致严重的言语发育障碍，甚至影响儿童情感、心理和社会交往等能力发展，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儿童听力障碍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从经济角度考量，尽早对儿童听力损失进行干预也尤为必要。

儿童听力损伤对家庭而言是一项长期的投入，包括检查诊断费用、各种先进的助听设备费用以及设备的维护与调试、未来接受教育、职业选择等，如果一个孩子能及时发现听力障碍后及时进行必要的干预，首先能保证大部分的孩子融入主流社会接受正常教育，并在随后投入社会享有正常的劳动力。

有专门机构对此做过统计分析，经过早期康复和未经过康复的经济效益比为1∶7，因此早期康复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均有重要意义。

被遗忘的父母辈

而在儿童听障人群的另一边，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特别是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听力损失在老年人口中越来越成为关注的重点。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听力损失是全球流行最广的感觉器官残疾，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听力残疾人已达3.6亿，其中成年人约3.28亿；65岁以上的老人约1/3有听力损失较重情况；男性多于女性；农村多于城市。

而研究表明，轻中重度听力损失的老人，由于听力下降导致的不愿出门、不愿意与人沟通交流等行为，引发系列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而其中老年痴呆症患病率分别是听力正常老人的2倍、3倍和5倍，这已成为全球老龄化中的突出健康问题。

听力人才匮乏

对于具备高度专业性的听力辅助设备验配人才，在我国目前仍有巨大的市场缺口。

据统计，我国目前只有4所大学有听力相关专业，全国只有不到1万名听力学专业人士，对听力障碍者的专业服务力量远远不够。

国际上有一个著名的“三早”康复原则，即早发现(出生后1个月)、早干预(出生后3个月)、早治疗(出生后6个月)，这是孩子的黄金康复时间；而现今中国儿童听力康复的延迟，除听损患病率高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行过正规听力学教育或培训的专业人员数量有限，直接导致了很多家长没有机会获取专业的听力康复知识，对于孩子成长发育中表现出的听力障碍没能及时发现，这一点在轻中度听力损失或者单侧听力损失中尤为明显。

据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信息显示，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相对于全国人口，澳大利亚平均每15178人中有一位听力师，美国每19603人中有一位听力师，英国是26334，加拿大是28645。而中国，听力师在2015年才正式列入职业大典，在龙鱼混杂的听力行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极为匮乏。

但与此同时，技术和培训的输出也不断在进行——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听力学课程正是由北京的首都医科大学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澳听力学计划，14名首届学生大都是来自于临床医生，其中8人被送至澳大利亚进行临床实践培训，至今已有1000名听力、医学工作者参加了类似的培训项目，其中65人可以进行人工耳蜗手术。同时，致力于中国听力学服务创新的先行者——爱耳时代也开始了进行意在培养中国高级听力学家的爱耳听力学院课程，把国际先进的听力学理论和技术带到中国，希望能推动中国听力学的发展。

正在努力的听力行业

但是，让中国的爸妈和孩子们尽早走入医院，接受专业意见并愿意戴上助听器或进行人工耳蜗手术，则是另外一个难题。

面对仍然“保守”和待教育的中国市场，中国的听力学与言语康复科学的工作者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